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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网站制作：从台北搭火车向南，抵达树林镇车站，再走一段小路，便是下溪洲了。这个台湾盆地中不起眼的小村庄，却因为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他妻子芦蕙馨（Margery Wolf）的造访，而成为一个汉学人类学历史上地标式的田野点。2015年，武雅士教授去世，而当时留下的田野材料，则被保留在北加州高山上、自建的木楼中。 

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学者许晶沿着二位前辈学者的足迹，与武雅士遗孀葛希芝（Hill Gates）在北加州会面，到木楼中重新整理这些宝贵材料。在对被尘封的田野材料的分析中，汉学人类学与童年人类学再次相遇，而武雅士的遗志也将以另一种形式与世人重逢。许晶基于武雅士、芦蕙馨初访台湾时留下的珍贵材料，申请到了研究基金，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开展名为“一个台湾村庄的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 in a Taiwan Village）的研究项目。借此项目开端，6月26日，许晶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下溪洲的孩子们：当汉学人类学与童年人类学相遇》的讲座，该讲座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军主持。

 

呼和浩特网站制作：许晶武雅士的遗愿“一提到这两位人类学家，很少有人会想象得到，他们当时去下溪洲，论文题目是研究中国儿童与育儿。”在谈起武雅士的遗愿时，许晶这样说道。2015年去世前，武雅士在未完成的书稿中回忆起1958年去往下溪洲的经历，给书稿题名 《中国儿童和他们的妈妈》（Chinese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1958年，武雅士与他的妻子芦蕙馨来到台湾下溪洲，研究他们心心念念的中国文化。二人在下溪洲待了整整两年，通过借用当时在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六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收集了十分丰富的田野数据。六文化研究（Six Cultures Study of Socialization）在美国心理人类学与儿童人类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项目由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合作，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基于系统的田野调查，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空前的跨文化儿童社会化研究。许晶介绍道，遵照“六文化研究”的设计，武雅士留下的1958-1960台湾田野材料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村庄的常规调查，这成为下溪洲的乡村民族志的来源之一；而另一部分则是关于儿童、育儿的观察、访谈和心理测量材料。

然而武雅士最终的博士论文并没有聚焦于儿童与育儿，因其兴趣转移到童养媳、婚姻和亲属制度。 武雅士、芦蕙馨二人利用下溪洲的常规村庄调查，以及此后其他研究项目，撰写了大量关于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和性别的人类学著作。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为汉学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广为人知；而二人亦成为汉学人类学界的著名学者。就连武雅士在斯坦福大学训练的几代学生，现在也都已经在美国各高校执人类学之牛耳。而关于下溪洲儿童和育儿的田野资料，却因为信息量过于庞大、缺乏有效数据处理方式，在武雅士研究兴趣发生转移后被长期悬置。

多年之后，步入晚年的武雅士曾想要利用这一项材料，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儿童和育儿的人类学专著。然而书稿未成形，武雅士便于2015年5月溘然长逝（最后一版书稿写于2015年2月）。

武雅士的下溪洲调查是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对华人儿童的系统研究，是汉学人类学与儿童人类学交汇的时刻，在学科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如此，武雅士的材料还对儿童内部关系进行了记录与考察。在许晶来看，这些材料具备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怀、儿童人类学与心理人类学的突破等诸多价值面向。

2018年夏，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许晶经由同系的郝瑞教授介绍，前往北加州的武氏木楼（The Wolf Ranch），与武雅士遗孀葛希芝教授一起整理这批档案材料。在葛希芝的大力支持下，她对这批聚焦中国乡村儿童的田野材料的分析发掘随之展开。许晶表示：将尊重武雅士的遗志，尽快将研究结果写成著作出版，让他未完成的著作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武雅士的遗愿将通过这个华人学者的研究走出下溪洲。

不可复制的田野资料

呼和浩特网站制作：武雅士的研究应当如何被放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中？这些未经处理的材料是如何从人类学史中诞生的？

许晶在讲座中认为：应当将武雅士的研究置入更大的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中去考察。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科学对儿童社会化这一议题极为重视，哈佛大学的怀廷夫妇（John & Beatrice Whiting）领头，与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合作，针对当时学界热门的儿童与育儿问题，指导学生团队分赴六个国家与地区，开展了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六文化研究”。“六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耗时一年，运用系统抽样，通过参与式观察、儿童访谈、母亲访谈、心理测试等研究方法，对六个国家共134名3-11岁的儿童进行了人类学调查。

而此时于康奈尔大学攻读人类学和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武雅士，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志在把“六文化研究”复制和扩展到中国社会。来到下溪洲，在复制“六文化研究”范式方法的基础上，武雅士扩大了样本量，扩展了调查方法内容，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收集了系统、全备的田野调查资料，他留下的这批档案是汉学人类学和儿童人类学领域的稀世珍宝。

在许晶看来，在学科分化严重的当下，像“六文化研究”这样的项目已经是纪念碑式的存在。实际上，不论是“六文化研究”，还是武雅士的“下溪洲研究”，他们组织材料的理论和方法论上都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统计分析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主流心理学界，行为主义理论范式早已属于过去时，自1950年代认知革命（The Cognitive Revolution）以来，研究儿童的发展心理学新理论和发现层出不穷。与1950年代的武雅士相比，60年后许晶所接受的理论和方法训练显然已有很大的差异。 

不只在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层面，实际上，如果现在重返下溪洲，想要做武雅士那样的田野调查，也已经完全不可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郝瑞的博士生曾对下溪洲进行回访，但此时的下溪洲已经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孩子们不再在村头、河边、树下玩耍，而是纷纷住进了公寓当中，中国乡村“下溪洲”已然被城市化进程吞噬。人类学家在下溪洲，已经找不到像1950年代那样在社区里四处玩耍的孩子了。

“武雅士教授在他关于下溪洲儿童研究的零星著述中曾如此感慨：如果我1960年代写这本书，肯定是遵照‘六文化研究’的假设-检验范式；可是如今，我所记忆中的村庄已经不复存在，我之前收集的材料再也不可复制了，我的写作意图则成为对历史图景尽可能忠实的呈现。”许晶介绍说。

研究中国儿童，推动人类学与认知科学的对话

呼和浩特网站制作：作为许晶“一个台湾村庄的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Village）项目的开端，一些初步研究发现已经展现出这个项目的学术价值。

“60年前，一个台湾汉人村庄中，小孩子的成长世界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对儿童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儿童发展、理解中国社会、理解人类共性和文化特性，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

在许晶看来，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研究有重要意义，也是人类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这样的研究视野得益于许晶独特的跨学科训练历程，包括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脉络里的儿童研究、以及认知科学视野下的发展心理学。在方法论层面，她所认同的研究范式已经与行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时代相去甚远。在技术层面，与没有计算机的时代相比，今天我们可以运用专业的软件对田野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因此，她希望以新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来编码、解码、重新诠释武雅士遗留的宝贵材料。

除此之外，许晶的兴趣关怀还涉及中国童年史——她发现：尽管在中国伦理思想脉络中“儿童”具有重要地位，但在历史记载中，“儿童”却常常限于话语层面与精英阶层中。“在下溪洲这样的村庄，关于几十个孩子日常生活的精细记录，在中国童年史的文献里十分少见。”许晶这样介绍道。许晶关注到，以往的中国童年史研究，往往聚焦于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例如孝道），而武雅士的田野资料，则展现了儿童内部的互动样态。因此，通过重新诠释讲述下溪洲儿童的故事，许晶的研究项目可以促进儿童人类学和中国童年史的对话。

许晶发掘材料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果：通过材料中的“儿童访谈”，她发现下溪洲孩子们在采访中所展现出来的叙述，并非以往研究中的 “innocent child”画面——即一个纯真、无辜，具有美好道德潜力的儿童形象。 不仅成人世界常见的支配、控制、攻击的现象在儿童的叙述中广泛存在，儿童对于攻击、支配、控制等行为的反应就像光谱一样复杂细致，且有规律可循。她运用人类学和发展心理学共同关注的“互惠”（reciprocity）概念，并聚焦于较为受忽略的“黑暗面”或者负面行为（negative reciprocity），来描述和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孩子们的叙述中是否呈现“以牙还牙”的反应，性别、年龄如何影响孩子们的回答，以及孩子们的叙述在何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们的认知和实践，而不仅仅是成人所教导的道德规范。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和后续考察下溪洲儿童的道德习得过程颇有助益。

呼和浩特网站制作：许晶对“儿童访谈”的初步分析只是揭开武雅士田野资料的冰山一角。该资料的核心内容是对儿童互动的系统观察。接下来，许晶将对长达两千多页的儿童观察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从中国儿童发展这个题目出发，我的兴趣是在人类学理论脉络和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之上，推动人类学与认知科学的对话。确实就像张小军老师所说的：中国研究其实可以给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一方面，从历史到当代，儿童在中国文化脉络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儿童发展是理解人类伦理道德起源的关键窗口，也为促进文化人类学与认知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的对话提供了独特视角”。这是许晶从博士研究至今的研究动力，也是她对于这个“下溪洲”新研究的理论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