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归顺中国的俄罗斯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阅读 · 发布日期 2022-04-07 16:02 · admin

北京东直门外坐落着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使馆原为东正教圣尼古拉大教堂，拥有300多年的历史。这座饱经沧桑的教堂是历史的证人，它的身后隐藏着几个世纪前俄罗斯人流落中国的隐秘历史。

一、东飞的双头鹰

16世纪后，沙俄探险家们急速向东方压进。他们为寻求貂皮和贵金属，越过乌拉尔山脉，用火枪火炮开路，将西伯利亚广袤的泰加林纳入双头鹰的羽翼之下。并于17世纪中叶，将势力伸向了黑龙江流域。1650年，俄国军官哈巴罗夫占领了黑龙江中游的据点雅克萨，并于此修建了“阿尔巴津”城堡，故而这些俄罗斯殖民者，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上图_ 标注处为雅克萨位置所在

阿尔巴津人以雅克萨为据点，占领了尼布楚等地，不停地抢掠当地部落，进行殖民扩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决定驱逐侵略者，先后两次对雅克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拔除了阿尔巴津城堡。最终于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清了东北疆界。

之后清政府又相继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百余年的时间内，中俄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中俄边境安定了下来，两国商贸往来逐渐频繁。

上图_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原件影印件（俄方保存本）

二、俘虏和“俄罗斯逃人”

在中俄接触的过程中，有不少俄罗斯人在战场上被清军俘虏，还有一些俄罗斯人越过边境投奔中国，成为“俄罗斯逃人”，这些战俘和逃人构成了清代流落在中国的俄人群体。

顺治五年（1648年），有个叫伍朗格里的俄罗斯人向清政府投诚，这可能是最早归顺清廷的俄国人。之后，清政府又零零散散地收降了一些俄人，如顺治十年（1653年），就有11名俄军俘虏被宁古塔驻防清军押送至北京。

康熙年间，是中俄之间的战事最为频繁的时期。在此期间，清政府收归的俄国人最多。康熙七年（1668年）俄罗斯人伊万等人归附清政府，被安置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兵部奏事章京南岱、索伦总管博克等人交送俘虏和归降的俄罗斯人33人。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俄罗斯人米海罗等23人投降清朝。康熙二十四年，清军将领马喇俘虏俄罗斯人噶瓦力喇等6人押送至北京。

上图_ 雅克萨之战纪念碑

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清军集结2000多人向雅克萨发起大规模进攻，激战十余日，俄军“一百余人被击毙，城堡城塔破坏无遗”。弹尽粮绝的俄军向清军投降。据沙俄1822年的《西伯利亚通报》记载：“据丹尼尔神父说，一共有151名阿尔巴津人投降，中国将军问他们：‘你们中有谁愿意回国，有谁愿意为中国皇帝效力？’结果愿意回国者有101人……中国将军下令将其全部作为俘虏带走”。

康熙二十六年（1686年），第二次雅克萨战事爆发，清军再次围困雅克萨，对雅克萨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封锁，最后城中仅剩的60多名奄奄一息的俄军，在饥寒交迫之中，交枪投降。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军和清军没有大规模的冲突。但是非法越境的俄国人被清政府抓获的大有人在。虽然在《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都有遣返偷渡人员的规定。

但是中俄两国事实上都并不严格地遵守这个规定。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和《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中的材料，从乾隆二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五年之间，从黑龙江、蒙古、新疆入境，被押送至北京扣留的“俄罗斯逃人”就有200人。

上图_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三、俄罗斯佐领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因为手上的俄国俘虏和投诚人员越来越多，“总得罗刹近百人”。为统一管理，清政府认为应“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于是这些俄罗斯战俘和降人被统一编入满洲正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

俄罗斯佐领设在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首任长官是第一个投降清朝的伍朗格里，“伍朗格里故，以其子罗多浑管理，罗多浑故，以大学士马齐兼理，续以公阿灵阿兼理，阿灵阿故，仍以马齐兼理，续以尚书德明兼理，德明故，以大学士尹泰管理。”

这个俄罗斯佐领的管理模式参照满洲八旗。俄罗斯人同其他八旗兵一样由国家供养，男子要练习骑射，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填补员额领取俸禄。步军统领衙门将收押的囚犯分给他们做佣人奴仆，安排他们与其他旗人通婚。不少俄罗斯人还成为朝廷命官，“宜番近已授骁旗校，鄂噶番、席图颁及新投之吉里过礼、鄂佛那西、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

上图_ 《尼布楚条约》满文本影印件

俄罗斯佐领人员为清政府做了各种工作。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为清廷翻译、誊写中俄两国往来文书。清内阁档案中就有提到“由本衙门将俄罗斯察罕汗（即沙皇）之俄文奏书，交罗刹人希班图、鄂果番、侍卫罗多浑等翻译”、“俄罗斯领牛录小将崔库西玛、雅稿、伊凡、尼坎等，与理藩院主事伊林验同译成俄罗斯文”。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交往更为密切频繁，俄文人才急需。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七年，开办俄罗斯学，后改称俄罗斯文馆。由俄罗斯佐领中“善于俄文者，派为教授”。

随着中俄经贸往来的加深，俄罗斯佐领有了新的用途，就是充当中俄贸易的中间经纪人。他们给俄罗斯商人介绍中国合作伙伴，给双方提供贸易清单，并从中抽成收取佣金，佣金可以达到3%-5%。

上图_ 满洲八旗

当然，俄罗斯佐领同其他八旗兵丁一样，以军人为基本职业，承担作战任务。由于俄罗斯佐领的特殊性，他们在中俄冲突中，负责侦查敌情、对敌劝降，审问俘虏。俄国人记载“从阿尔巴津逃走，现在充当中国人翻译的叛徒，开始喊话，劝说俄国人投降博格达汗（指康熙皇帝）”，“过去背叛沙皇陛下的伊万什卡·阿尔捷米耶夫、阿加丰卡·济良、斯捷卡·维尔霍图尔将被俘的哥萨克押送到中国将军帐前，他们说，你们的同伙格列什卡·，梅列尼克等20人已经投降了博格达汗”。

清政府尊重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留并尊重他们的东正教信仰。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康熙皇帝将北京东直门外的一座关帝庙赐给俄罗斯人，作为东正教教堂。由俘虏中的马克西姆神父，担任教堂司祭，这就是开头提到的圣尼古拉教堂。1715年，清政府同意更换沙俄政府向圣尼古拉教堂派遣教团。驻华传道团每十年轮换一次，一直延续到1956年。

上图_ 哈尔滨内的圣·尼古拉教堂

四、一路向南

也有一部分俄罗斯人并没有被编入俄罗斯佐领。乾隆朝以后，由于北京的俄罗斯佐领人口繁衍渐多，“不便于一处扎堆安置”，朝廷便将新收的俄罗斯逃人发往广州、福州等地。乾隆三十三年，福州将军色达给乾隆奏书中就写到他给八名“充作披甲奴当差行走”的俄罗斯人，每人安置一间空闲官房。

俄罗斯东正教教团的记录中也写到“1767年，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城堡的6名逃人和额尔古纳河的6名逃人被皇帝押解到北京，皇帝将他们一共33名逃人送到福建省和广东省做了驻防骑兵。”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军机大臣尹继善上书乾隆皇帝说“先前陆续送来俄罗斯人，皆命编入俄罗斯牛录，照旧占其被甲人之缺”，“此于已编入俄罗斯牛录之真正俄罗斯人生计反无益处”，“遂查屡次来投俄罗斯等情由后，发往福州、广州等处核办安置”。此后，俄罗斯逃人再也没有编入俄罗斯佐领，全部都分散发往南方闽粤等地。朝廷还将原先俄罗斯佐领内的人员分流一批去了南方。

上图_ 乾隆皇帝便装

五、家国万里

在华的俄罗斯人远离故土，不少人难以适应。特别是被分散安置到南方的那些俄罗斯人，不像北京俄罗斯佐领那样还周围居住着同胞，几乎是举目无亲。而且华南地区潮湿炎热，和俄罗斯气候迥异。这就有了俄罗斯人企图出逃回国的事。

乾隆三十二年，广州镶红旗的俄罗斯人安达里潜逃，成为了第一例俄罗斯人逃亡的事件。由于这些俄罗斯人是被编入八旗的，清代依照“逃人法”，旗人逃旗是严重的事件。不仅逃亡的人被抓后要严惩，他的主子和各级主管领导也要被追责。因此安达里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对俄罗斯人管束加严。乾隆四十年，广州镶白旗俄罗斯人伊万潜逃，两广总督李侍尧动员了两广兵力，还行文闽浙苏皖赣豫冀各省请求协同捉拿。

上图_ 李侍尧（？一1788年），字钦斋

乾隆四十年，一对俄罗斯逃人父子德米特里、雅各布，在广州生活三年之后，带着攒下的十数两黄金，带着干粮、鸟枪，在三月十四日拂晓逃离广州城。他们计划租一条船先到阳江，再搭乘洋行贸易的大海船逃回欧洲。

但是由于相貌特殊，父子两人刚溜出城不久，即被官军抓获。父子两人供称自己“水土不服，即无妻子”所以逃亡。广州将军永玮认为如若姑息，则各地流放之人肆无忌惮难以管制，便将61岁的德米特里和29岁的雅各布就地处斩。

18世纪的俄罗斯盛行着残酷的农奴制度，偷渡至中国的俄人很多是难以忍受剥削压榨的悲惨农奴。当时的中亚地区的蒙古突厥部落还抢掠俄国农民贩作奴隶，不少俄人是从人贩的魔爪里逃脱入境的。我们不知道德米特里和雅各布父子为何来到中国，但是俄罗斯祖国已经是他们无法回去的故乡。

上图_ 图为哈尔滨街头，所处可见穿着西服，戴着礼帽的俄罗斯人

六、激流入海

这些俄罗斯人大部分还是在中国定居了下来。历经数代之久，到了清后期，他们已经“脱下了原色粗呢外衣，换上了绸衣和棉布衣服，脱下了皮靴，换上了中国缎鞋”。因为和中国人不停地通婚，相貌上也几乎没有俄罗斯人的特点，与中国满汉族人无甚差异。由于东正教堂和驻华传道团的存在，北京的俄罗斯佐领还保留着东正教信仰，而那些分去南方各省的，已经彻底湮没于茫茫的人海之中了。

辛亥革命后，北京俄罗斯佐领后代改了中国姓，以俄语姓氏的第一个字为姓，主要有罗、何、姚、杜四姓。民国期间，他们中不少依靠东正教会为生，在教会开办的养蜂场、纺织厂、肥皂厂内工作。当年他们生产的蜂蜜，还是北京名产。如今，保持联系的俄罗斯佐领后代还有数百人，分布在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处。